我登上了“蒙特雷号”，当它从港口驶出时。我不禁为中国祈祷。我为中国奉献了两年的时间，当中国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我因为自己乘坐这艘豪华游轮离开而感到难过。
1940年11月3日晚上，被战争阴云笼罩的上海闹市区，霓虹依然闪烁，开往美国曼彻斯特的“蒙特雷号”轮船上，23岁的美国青年索万喜，向它望了最后一眼，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返身坐进船舱，打开日记本，拿起笔，写下他在中国两年来的最后一篇日记。
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抗战时期，一个美国青年，中断学业，毅然决然地来到中国，从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的两年间，对日军暴行造成的难民进行了四次无私驰援。为筹集和运送资金，运用各种交通工具或徒步行走，在沦陷区颠簸过十多个省市的上百个村庄，还在救援中不幸感染斑疹伤寒，差一点丢掉性命，历经的艰难，可谓九死一生。
驰援中，索万喜以日记、书信以及摄影作品的形式，对中国抗日、尤其山西太行山区在日军铁蹄蹂躏下民众的艰难生存状态、生产生活环境、交通地理条件、卫生状况以及区域划分、风土民俗等方面都有客观真实的记录，从中可见中国人民的战争状态和民族精神风貌，所有这些构成了《索万喜日记》的主要内容。全书一共390篇（包括信件、总结等），22万余字。索万喜生前好友、日记提供者王晋保对其进行了编辑、整理，按驰援过程分为“用游击战术发放救济”“第二次驰援”“准备第四次驰援”“西安插曲”“黄河之行”“斑疹伤寒”等12个章节，力求以原貌呈现给读者。
北京星河基金会理事长刘廷儒到美国芝加哥附近的埃尔金小城友爱会总部拜访，档案室主任科斯特莱威热情地接待了他。
神奇的缘分穿越国界，穿越时空。2016年，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刘廷儒理事长到美国拜访索万喜的好朋友王晋保。王晋保一句“明天我给你们做‘扁食’”（指饺子，太行山方言），让来自太行山左权县的刘廷儒产生他乡遇故知之感。他从王晋保手里拿到其编辑、注释的《索万喜日记》英文打印稿，只粗粗浏览了一遍，便被索万喜的精神所深深打动，觉得王晋保、索万喜都像是久别重逢的“太行山兄弟”，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就想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刘红庆给《索万喜日记》序言作者、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介绍《洋楼往事从头说》和乡土文化纪录片《洋楼》
当年，我打开《索万喜日记》英文打印稿和刘廷儒理事长从友爱会总部带回的相关资料，为刘红庆所著“星河乡土文库”《洋楼往事说从头》涉及到的内容进行选译。刘红庆着手联系《索万喜日记》一书的出版事宜。2022年1月，刘红庆猝然离去，放下了他所热爱的一切。3月，刘廷儒安排我翻译《索万喜日记》里照片的说明文字。日记中穿插有二百多张索万喜拍摄的照片和有关书信、资料等珍贵图片，我再次随着索万喜的日记和照片回到历史上的中国，庆幸我们能为这位朋友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24年底，由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抗日游击区的见闻”《索万喜日记（1938—1940）》（下称《索万喜日记》）一书，历时八年，终于出版。
拿到书后，再一次通读日记，日记中穿插的二百多张图片，本应穿越时空的尘埃，以更直观的影像出现在读者面前，可惜最终面世的仅仅25张。好在日记是完整的，读着，读着，索万喜再一次真实鲜活地站在我的面前——
一、抉择：人道主义精神，穿透黑暗的一束光
这个美国青年，就是索万喜（Howard Edward Sollenberger）。索万喜，是他自己喜欢的中文名字，根据音译，他在中国友人的口中、笔下还有“豪尔”“霍华德”“索力”“苏伦白”“马丁·荷穆尔”等不同称呼。
1919年8月，索万喜随传教士父母奥利弗·克拉克（Oliver Clark）和黑兹尔（Hazei）漂洋过海，来到山西平定，那时他只有2岁。此前的1908年，一群美国传教士来到太行山区的平定、辽县（今左权县）等地，创办新式学校、西式医院，让这里的人们眼界大开。
奥利弗·克拉克夫妇在平定工作十年后，于1929年，带着12岁的索万喜来到辽县（美国人称“辽州教区”。从他们的活动范围看，的确称“辽州”更合适）。从12岁到19岁的8年当中，除了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的时间，索万喜都生活在辽县。他说一口略带京味的太行山方言，喜欢上山打猎，几乎走遍附近的所有大山。他的好朋友王晋保（Joe Wampler），是传教士王普霖（Ernest M. Wamplers）的长子，1933年出生在山西，和索万喜自幼相识，终身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早期到中国传教的友爱会的女院长们。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索万喜的祖母蕾贝卡·索伦伯格。这张照片是在年会上拍的，反应出早期友爱会严格的着装规范。
索万喜于1936年回到美国读大学，1937年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古老的中华大地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1938年4月4日，日军调动10个联队的兵力，兵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4月14日，辽县城被攻陷，在惨无人道的狂轰乱炸后，整座小城硝烟弥漫，满目疮痍，逃难至此的王普霖悲愤不已。在此前不久，2月19日沁县惨遭6架日本重型轰炸机空袭，一枚炸弹炸毁了“辽州教区”负责友爱会整体工作的王普霖的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只是被埋在了土里。这年，王晋保仅5岁。王普霖不得已带着妻儿搬入辽县一座幸存的美式住宅。不断蔓延的战火，使王普霖一家成了辽县当时仅剩的外国人。
（上）从沁州到武乡的大车。这张照片中，王普霖夫妇站在推车后面，王晋保（左）和王晋德（右）坐在推车上。 （下）伊丽莎白·王普霖和儿子王晋德骑着毛驴从武乡到辽州。虽然友爱会在战争期间的传教旅途中经常使用美国国旗，但索万喜的小分队很少使用国旗。
在王普霖的安排下，友爱会医院和育贤学校停止一切正常的工作和教学，转为接收难民的救济营。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收留救助，仍然有太多的人流离失所，逃避在周围的大山里。一首辽州小调《逃难》在难民间传唱着：
丢了我的家呀丢了我的地
丢了我的亲戚朋友逃难出去
逃难逃在外呀娃娃抱在怀
哭了一声好苦冻死俺的孩
男人担一担呀女人呀掂一篮
逃难逃在那外边你看难不难
烽火驰援！王普霖毅然作出决定。5月13日，他致函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友爱会总部，希望紧急派更多的救济工作者来华，帮助给逃往辽县附近山里的难民发放救济。王普霖在信中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派一个 “good red blood”（富有热情的人）来帮忙开展救济吧！”
身体条件再好，只能决定奔跑的速度，而执着坚定的信念，让人知道奔跑的方向。其时，21岁的索万喜在远离战火的美国曼彻斯特大学读书。受父亲奥利弗·克拉克“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一家遵循着“关注人、关注教育、关注健康和家庭” 的社会福音派教义，继承着“友爱”的信条。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亲如兄弟，“无论他们是居住在宫殿还是居住在茅舍，无论他们的肤色是深还是浅”（1940.11.2），只要心中有爱，有正义，就能跨越国界，共同守护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索万喜出于良心拒服兵役，曾被骂作“胆小鬼”。而当他听说自己曾经的乐园正遭受着生灵涂炭的灾难时，热血上涌。这个身强体健的“good red blood” 毅然中断学业，在大量外籍人士选择撤离中国的时候，果断选择随父重返战火中的太行山，援救危难中的人们。他希望用自己的勇气与仁心，在战火中筑起一座生命的方舟，为无数濒临绝望的人们带来生的希望。这种对生命无比尊重和同情而进行的抉择，在战争的黑暗中显得格外珍贵，是穿透黑暗的一束光。
1938年8月20日，索万喜和父亲奥利弗·克拉克从西雅图启程，经过24天的漫长旅程，于9月14日到达北平。进入中国，索万喜发现最难办的一件事是防止和抑制愤恨的增长。他从北平一下车，就看到一块慢了一个小时的怀表，被一个日军卫兵砸碎在人行道上，他的血压一下子“上升到200”。因为“大东亚共荣”的一部分是让中国人使用日本时间，“如果中国人拒绝合作，足够幸运的话只是失去他们的计时器”。
3 月 28 日，护士科尔达·韦茨和索万喜开始了他们长途跋涉80 英里到平定的行程。左边是索万喜、伊丽莎白·王普霖和她的两个儿子，右边是安娜·侯其荪。另两名中国人身份不明。背景墙上画着共产党的口号。
为了保证驰援的顺利进行，奥利弗·克拉克从北平先行到达平定，安排儿子索万喜到辽县的行程。他们准备的援助物资需要由两匹骡子和八头驴驮运（牲口很难搞到），为避开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索万喜不能走大路，花了四天时间才到辽县。索万喜骑着一辆英产巴顿·亨伯牌二手自行车，带着一台小型照相机，穿行在太行山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绝对是那一时期的一道靓丽风景。这时的索万喜还远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此行的艰难与危险。1938年10月15日，索万喜作为友爱会专门的救济管理者到达牵挂已久的辽县，开始为期两年对难民的烽火驰援。就在这一天，索万喜打开日记本，写下他驰援两年的第一篇日记。
二、“good red blood”：烽火驰援，在废墟中开辟出一片希望的绿洲
这时的辽县周边山区，风云激荡，有四支中国军队在抵抗着日军的侵略。一支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驻扎在辽县西河头村；其余三支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晋绥军第二师、河北民军。因此，索万喜要在中国北方展开援助工作，要接受各方审查，还需要有多种通行证。比如除了“华北日军参谋长签署的军事通行证”外，还必须拿到八路军和国民政府的通行证。
1939 年 8 月 8 日在辽县附近的临时山区指挥部。照片可能是田先生拍的。左起：聂至豪、索万喜、刘春荣、李先生
进入辽县之前，索万喜尽管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有太多的始料未及，他严重低估了战争的摧毁性和救援的难度。他在接下来的日记中，记录了更多已出离愤怒的悲惨景象：
所到之处，几乎都成了战场，到处都是弹片和炮弹，整座太行山臭得像个‘停尸房’。
在太行山，索万喜亲眼目睹和经历着他视为“兄弟”的太行乡人的苦难，他无法不克服一切困难竭尽全力进行救助，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遭受的苦难，使得中国的事业也成为我的事业。”在电影《魔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人只要在这里一个地方生活过一次，就会称它为‘故乡’。” 所以，索万喜和几乎所有抗战时期来华援助的国际友人不同，他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他了解这片土地，了解这里的人们，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
在教会医院外等候的辽县难民。左边向镜头走来的男人刚刚收到一些现金。
索万喜一到辽县即展开援救工作，他提出利用教堂钟声作为防空警报的办法，并把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应对空袭的练习，获得县政府同意。他冒着枪林弹雨寻访并统计散落在太行山里的难民数量，将从美国慈善机构获得的粮食、美元等钱物，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变换不同方式送到最需要接济的难民手里，并尽可能让这些支援利用到最大化。
索万喜站在被蹂躏的中国人的立场上，他知道自己的行动不被日军所容忍，必须与日军周旋得当才能安全。他于是集结了四个当地人和他一起进行救助，他骄傲地称呼自己的队伍是“冲锋陷阵五壮士”“微型游击队”。这其中有从辽县育贤学校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聂至豪（聂志豪），有他在通州潞河中学的学弟、帅气精干的在读学生刘春荣。
1940 年 4 月，路易·惠特克、索万喜和聂至豪在山西东南部。
“壮士们”各自背着自己的铺盖卷，遵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一头温顺的毛驴与“五壮士”一起“冲锋陷阵”。他们“游击”到了和顺县喂马村，这里的抗日组织告诉索万喜：大约有三万无家可归者躲藏在周边山里。他所在的松烟镇被轰炸了两次，大量的难民涌进山里。7名工作人员花了整个下午和晚上刚登记完附近数百名难民，又有大约170名难民涌来。
他们每天吃着干玉米饼和小米汤，调查登记躲藏的难民。在救助的时候，索万喜有时不得不凭借仅有的一点医疗常识，充当医生。为了解除一个12岁孩子的病痛，在其父亲哀求下，他第一次拿起用自己剃须刀充当的手术刀。手术成功了，他信心大增，后来一天当中曾为32位患者做过治疗。
在医院门廊给难民分发现金，维尔玛·奥博负责算钱，索万喜的父亲索伦伯格在旁边看着，右边是聂至豪先生。
1939年7月5日，辽县城第三次沦陷，索万喜时在和顺县青城救援。他痛惜地感叹自己也成了一名无家可归的难民，想立即飞回辽县，查看那里的局势到底如何。可是，这里的有些人一无所有，他于是留下800元，以用来给最困难的人买食物。
辽县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父亲给索万喜写信说：物资与粮食无法进来，除了留有够自己两个月吃的东西，已经没有小米用来救济了，煤炭也仅够一两个月的，他希望更多的人在山里找一个山洞住下来，种一些荞麦、糯小米和菜梗，那样他们冬天就有东西可以吃了。并随信寄了1000元来给他们用来救济。
除了在食物救助上的艰难，索万喜的人身也随时遭受着难以预料的威胁。由于有间谍跟踪，索万喜过去六个月在中国的活动被日军所完全掌握，他不可避免地上了日军的“黑名单”，行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位于千亩川的龙窑寺
回不去辽县城的索万喜，设法来到辽县千亩川，在附近的一座寺庙里建了一个救助站帮助难民，他给父亲写信说：“我们都像蜜蜂一样忙碌，我们要做的是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最难的工作。粮食几乎买不到，人们靠野草、树叶和浆果为生。大庙里现在住着160个人，在早上分发了7袋小米后，从桐峪买来的粮食已经全部用完了。我明天或者后天要带着大约30头牲口出发去武乡（寻找粮食）。”为弄到食物，索万喜去了桐峪、黎城各一趟，武乡两趟。虽然”这违反了当地由于紧急状态而颁布的戒严令和禁止将食物从一个县运往另一个县的军令，但这是为难民觅到食物的唯一途径”。有些被破坏得极为彻底的地方，需要靠“手工制作锅碗”才能煮熟提供给他们的食物。
王普霖保存的《被日军毁掉的刘家宅院》照片。原注说：刘世荣出生在一户富裕人家，娶了刘金兰。她在辽县的女子道学院教书。剩下的就是他们曾经美丽的家。1939年4月25日，刘世荣和夫人搬进了王普霖的家。刘世荣 1940年4月19日去世，而刘太太等七名辽县基督徒1940年10月19日被日本人杀害。
赈灾物资发放殆尽时，索万喜要回北平筹措更多的善款和药品。奔走中的他在火车上给女朋友写信说：“我身上还有一万美元现金。而黑色大手提箱里有十瓶一磅重的乙醚，它们将用来帮助一百多名躺在辽县医院的士兵，他们都负了伤。而医院之外，在半径约二十英里的区域内，还有一千四百多个这样年轻的生命等待救援。”
没有食物的难民与日俱增，救济资金毕竟有限，能不能用钱生出钱来用于自救？因为战乱，经济封锁，太行山里物资匮乏，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布也不易得到。索万喜发现山区并不缺少棉花，而农村妇女又会织粗布，只是无力购买棉花。于是，他尝试用“小额循环贷款基金”的方式，向能通过织布谋生的人提供5至15美元的贷款，卖掉粗布之后还钱。在山里，索万喜第一次下乡搞救援，就有大约400名妇女参与了这个项目。
粮食和资金得来不易，21岁的索万喜想出来“合作社”的办法。这是给那些有一点钱的难民们提供的，这个合作社只能经营烤玉米面、面粉和小米的业务，但这里是该地区唯一能买到主粮的地方。“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还没把小米运到这里就被‘抢‘’完了，玉米面还没烤熟就卖没了”。
这些办法，既换得一些资金，还解决了许多人的困难，像多年前父亲们为赈灾而修平辽公路一样，不仅拯救了许多难民的生命，更为他们保留了尊严和希望，在灾难与战火的废墟中开辟出了一片生命的绿洲。
驰援“壮士”们在喂马村吃他们的小米午餐。村庄很小，饭是八路军游击队提供的。左起：李成章、索万喜、刘春荣、田雄才、连、聂至豪。
索万喜他们驰援两年，有“超过200个”被战争破坏的社区得到了救济，随机发放的粮食、现金总值至少合30000美元，有大约5万人通过他所在的友爱会得到救助。有数字显示，友爱会当时在辽县建一所学校花费了2500美元，建一座带地下室的三层庞大洋楼的花费是6000美元。但索万喜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这就像往干枯的大地上洒一杯水。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能用分发物资的多少来衡量。友爱会愿意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工作，是爱心和同情心的体现和范例。相比我们能够给予人们的少量物质帮助，这种工作发挥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可能更大…
三、九死一生：面对战争的摧毁性，人文关怀及审美的忧伤
索万喜有着良好的体质、坚定的信念，还有着高雅、敏锐的审美情趣。他喜欢摄影，绘画、戏剧、电影、音乐、文学、建筑等一切艺术。他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北平房间的中堂挂传统中国画。驰援途中，在西安参观西安碑林，买了一支中国长笛吹奏；她感叹大雁塔很有艺术性，和乡野融为一体；他因在上海观看过电影《王宝钏》，到了西安就专门去看“王宝钏等待丈夫的窑洞”，在王宝钏挖了18年野菜的地方，他发现有两个小孩正在附近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趣味盎然地给这两个孩子拍了照片；他几次爬上峨眉山顶，感知神性，沐浴佛光。胶卷珍贵，可是中国的风景太美了，他会忍不住拍摄一些风景……可是，这些对于索万喜来说太奢侈了，都只是驰援途中一瞬间的心灵放飞，他得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救援中去。
松烟镇索万喜的房间守卫的士兵。
1939年6月30日至8月10日，索万喜第三次驰援，主要活动在辽县、和顺、黎城、武乡。1939年7月7日，纪念抗战全面爆发两周年的大会上，索万喜上台发言。他刚刚讲完，县长还站在讲台上，3架日本飞机就出现在视野中，由于疏散迅速才没有造成伤亡，这只是索万喜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之一。有一次，索万喜试图找到在阳城南部山区避难的当地救济委员会时，被机枪扫射了三次，几枚炮弹就在距他不足50英尺的地方爆炸，泥土和岩石溅了一身……
在救助中，索万喜不幸感染斑疹伤寒，严重时竟失去意识。有一次当他醒来时，下半身麻痹，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在哪里，觉得自己快死了。索万喜“像块抹布一样支撑着坐了几分钟”，像留遗嘱一样，口述他死后如何处理筹集来的56000元（墨西哥元）现金，让路易记下来。
抬着索万喜和（身盖白色被子的）路易的担架队前往渑池。
1939年11月1日至1940年9月11日，索万喜进行的第四次驰援中，由于日军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严密，以及国共摩擦的加剧，他从北平出发后，不得不绕道南京、上海、天津、河南、陕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才把物资运送到山西。
索万喜在他北平的房间里。
1940年元旦，索万喜耽搁在西安。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看到一只超级好看的花瓶，“线条十分吸引人”。这与他在几乎所有公共场所展示的日本士兵猥亵和强奸中国妇女、砍碎小孩、把人下油锅等暴行的海报形成鲜明对比。索万喜认为中国人懂得美，那些海报的做法“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中国人”。
去洛阳的卡车。现在我们知道索万喜为什么上车晚了：他在拍照！
因为得不到通行证，索万喜在西安耽搁了将近40天。万幸阎锡山在审批申请时，有天突然意识到修建平辽公路时他宴请过索万喜的父亲，王晋保在注释中有所说明，他把阎锡山描述为“习惯把勋章用安全别针别在制服上老狐狸”。
索万喜和他的朋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穿越不同军队甚至土匪的封锁线，每次都无异于一次死里逃生。面对危险与苦难，索万喜有着“非暴力哲学”式的乐观精神。在辽县桐峪，看到学生教农民识字的过程，觉得很有“乐趣”；在阳城，他遇见辽县教会医院的医学生尹光裕，他们换上农民的衣服一起穿越封锁线，索万喜戏谑地把这种打补丁的衣服称为“救生衣”。
陪同索万喜进入八路军驻地的尹光裕。
1940年4月15日，索万喜终于像唐僧一样，历经千难万险，返回山西进入晋东南。在黎城、平顺、壶关等县，战争的惨象举目可见。“到处是完全被烧毁的村庄、孤儿、寡妇、老人。有的人在悲剧发生后，便不再说一句话。”索万喜见过一个19岁的男孩，“参加八路军一年，杀的日本人用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一次战斗中，他被与战友打散，孤身一人杀出一条血路，虽存活下来，却患上严重的“战争恐惧症”。此后，“他不想再被卷入任何战争，只想帮着父亲种地。”
在垣曲县城，他望着眼前“被轰炸过几十次”的一片废墟，“看上去像座鬼城”。而在他的记忆中，每年这个时候，山谷都很美：“河水在绿色的田野和开花的果树间流淌，一层层山峦环绕着。”
把手推车装在小渡船上，准备在无人区渡过黄河的一个洪水支流。
令索万喜欣喜的是，在一处偏僻山谷，索万喜竟真的看到了他描绘的美景：黄河岸边的梯田上，春小麦返青，果树开满了红、粉、白和黄色的花；还未耕种的红棕色的土壤刚刚被翻动，更凸显出其丰富的色彩；它们和古老村落中的小片土坯房、砖瓦房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美丽和谐的风情画卷，没人能把它们拆分开来。
“这个地方有点像天堂。但是，这样美好的地方也会被战争摧毁。20架飞机一天来五次……” 索万喜在日记中如是描述，忧伤之感袭来。
战乱、土匪、洪水后的中牟。
美，与战争造成的摧毁形成强烈对比，战争中谈美近乎残酷。但在战争中依然审美，无疑可以让灰暗洒落些许亮光，让心情得到些许慰藉，让生活看到些许希望，让前行充满些许信心和力量。索万喜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力量，用智慧、善意，尤其审美式的慰藉，试图为自己和大家树立起信心和希望。
四、驰援义举：守望相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索万喜在太行山驰援的时候，传来了日军接连占领广州、汉口等重要城市的消息。眼前的和远方的日军罪恶让美国热血青年索万喜感到无比愤怒！曾不愿服兵役的他愤怒地写道：“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燃烧着的城市、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就恨不得立刻背起行囊，到炮火中去，和中国人一起受苦！恨不能立即参加中国军队，投入到战斗中去！”但他也承认，从美国来中国路过日本时，做了短暂的停留。让他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残暴”。
第四次驰援，当索万喜筹集到资金，终于出生入死穿过封锁线重返辽县的时候，却不能回到近在二三十公里的他和父亲在辽县城的家。这期间，他和王家庄一位叫杨天培的布道者讨论宗教和共产主义。他希望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他相信他们已经播下一些能结出果实的种子。
麻田礼拜堂门口劳作的百姓
经过多次艰难的联络和多日的盼望，在王家庄去往千亩川的半山腰上，索万喜终于和从日军占领的辽县城赶来的父亲相见了。父亲带来的却是坏消息，“日本人知道你回来了，说这附近有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他是‘大大地八路军’” ！
1940年6月，索万喜因为被通缉，随时有生命危险，友爱会不得不结束驰援，让索万喜返回美国。
索万喜在太行山进行了四次驰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和朋友结伴行动，包括聂至豪、李文焕、路易、尹光裕等人，他在驰援中，除得到八路军、国民党军队一些高级将领及各地抗日军民的帮助外，还得到过蒋珍、杜汉夫妇、余国参、凯瑟琳·霍尔、伊莎白、柯鲁克、乔治·何克等众多国内国际友人的帮助。
他的善行义举，不仅赢得了普通民众的信任和感谢，还得到了彭德怀、薄一波、李公朴等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高度评价，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薄一波、戎伍胜、李一清于1940年6月18日请索万喜捎信给“公谊友爱协会赈灾委员会”，信中说：
自日本背叛正义，破坏和平，以暴力侵华以来，全国各地惨遭荼毒。兵燹劫余，灾情奇重，而晋东南、冀西各地，复因去年春间苦旱，入夏水潦，旱潦交作，灾荒空前。加以日军烧杀抢掠，难民水深火热，痛苦异常。去年收获成数，较诸往年仅及十之一二。平定、昔阳、和顺等县，草根树皮树叶罗食几尽，糠粃已如珍馐之难得。辽县、平顺及冀西一带，难民均以糠粃树叶充腹，菜色骨立，惨不忍睹。饥饿毙命者，日必数起。本年入春以来亢旱，迄今不能下种，农时已误，灾荒加重。波等日夜焦急，呼吁请赈。素稔恢宏人道，维护正义，援助抗战，不遗余力。谨代表此区人民，对诸友邦之深切同情及伟大援助，致崇高之敬意及无限之感谢。此次，索万喜先生到此，波等至为感奋，敬请执事诸公垂念灾情，筹拨巨款来此施赈，以解难痛苦为祷。
1940年6月23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登载了两条有关索万喜驰援的报道（张俊峰 提供）
1940年6月23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登载了索万喜驰援施赈的报道，向索万喜和一同进行驰援的路易进行致敬。同日的报纸上还登载了瞿坚白《伟大的国际友谊》的署名文章。文章中，把索万喜译为“马丁·荷穆尔”，对他一路驰援的艰辛进行了描述，最后用索万喜在抗日根据地三专区欢迎大会上的致辞结束。瞿坚白写道“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发出正义的呼声”：
中国的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主要的关键就是团结问题……因为不团结就会灭亡。前方和后方要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要团结一致，军队和军队要团结一致，各党各派要团结一致，只要团结是一定会胜利的。
索万喜目睹中国抗战不同势力间存在着的摩擦，这让他很“痛心”，因此他用中文大声呐喊，他觉得“用中文比用英文更能表达出他所讲内容的分量”。
这期间，也让他对中国与中国的出路有了更深的理解，与世界各地的朋友更结下深厚的友谊。离开山西前，左权将军在八路军总部（武乡砖壁村）“简单、真诚”地接待了索万喜；朱德的秘书、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小姐”来看望了他。这天成为他 “在中国度过的最有趣的一天” 。
索万喜拍摄的李棣华照片
这期间，索万喜设法找到过去认识的同样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辽县人李棣华，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想和这个“很有学问的人”一起做事。在李棣华和龚澎的陪伴下，索万喜得以结识在太行山区采访并宣传抗日的著名 “自由派学者”李公朴先生，得到李公朴亲自赠送的照片及“贺龙给他的一条日本腰带”；还得到一匹战利品：只有一只眼睛的日本马，索万喜给它起名“游击队”。
左至右：未知、李棣华、龚澎女士在交谈
这期间，索万喜有机会和李公朴一起，让“彭将军从他的早期经历讲起”，足足聊了4小时。傍晚，他与龚澎在村子后面的黄土深谷旁再次遇到彭将军， “发现他正在考虑修建水渠和灌溉系统的计划。一名前线将军在战争期间会考虑很多重建的事情，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
著名中国学者李公朴送给索万喜的照片
1940年7月4日，是日军第三次占领辽县城一周年的日子，也是索万喜母亲的生日，耽搁在陵川县的索万喜，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祝母亲生日快乐。他在信中还写道：“今天我庆祝美国独立日，也纪念我的家乡沦陷。”7月7日，陵川县组织了抗战3周年盛大集会，索万喜应邀讲了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3年前的今天，中国人开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独立战争。当时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够抵抗3年。然而，今天的中国比3年前更加强大和坚定。”字里行间，渗透着索万喜对中国及太行山乡民的无比热爱，对抗战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1940年7月，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黄宇宙将军给索万喜题字：“谢谢美国的朋友，以物资和精神来援助我们，共同打倒破坏世界和平的日本军阀！”
李公朴书赠索万喜以及千万美国朋友：“现在的时代一方面是最黑暗的，一方面又是最光明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光明的一面尽量的延长和扩大，把黑暗的一面彻底的予以消除。”
7月19日，索万喜“离开一团糟的山西”，进入河南，与一同驰援的好伙伴路易、聂至豪重逢，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行医时的亲密战友凯瑟琳·霍尔小姐（中文名字何明清）夫妇重逢，这都让索万喜得到很多支持、鼓励与信心。然而，不断传来的空袭警报，让他觉得“重庆一定被夷为平地了”。
去洛阳的路上帮卡车上陡坡。
美日开战前夕的1940年，美国作为同盟国成员，辽县友爱会的王普霖、索万喜父亲奥利弗·克拉克等传教士们曾利用身份之便，帮助抗日军队购买、运送粮食、弹药，给八路军捐赠药物，友爱会负责人王普霖因此曾受到邓小平接见。如此同时，教会里的中国人也在进行着秘密的抗日活动。1940年8月，日军包围教会、搜查美国人在辽县的家，并分三次抓捕了学校、医院的十余名中国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其中十三人于秋天被屠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友爱会惨案”。
十三人中有曾与索万喜一起奔赴和顺县分配救济物资、返乡度假的潞河中学高中生刘春荣。遇害时，刘春荣仅22岁，比索万喜还小一岁，他的孩子刚刚出生几个月。”索万喜拍摄并珍藏着刘春荣的一张照片，作为永久纪念。
骑着马的路易、骑着骡的索万喜在接受检查。
9月9日，索万喜又永远地失去了他“高尚的朋友”——来自教友会的路易·惠特克。路易曾在北平教书，后来被派来帮助索万喜在山西救援一年，历尽千辛万苦，因感染斑疹伤寒不幸于回国前去逝。索万喜非常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牺牲的。”
在路易的葬礼上，索万喜认识了来自英国的共产党员伊莎白女士——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索万喜对她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觉得伊莎白就是一位“天使——美丽、真诚、友善、热情、富有同情心。坐在她的面前，听着她柔和甜美的声音，让我获得了最近两年中最宁静的心情”。
路易·惠特克的葬礼。
索万喜在救助期间，曾遇到过一位“非常有趣”的老人。他是一名学者兼教师，因为战争，家被烧毁，几乎失去了一切。索万喜见到老人时，他正坐在一盘火烧的土炕上读经。他今天的早餐已用尽了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如果索万喜他们没有来，“就得乞讨或挨饿了”。有趣的是，他从索万喜那里得到足够一个月吃的小米后，问了的几个问题：“他想知道自己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能领到小米，白拿东西是不对的。然后，他想知道小米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知道是美国教会朋友赠送的时候，他说“我该怎么感谢捐赠东西的人呢？该怎么感谢你呢？”当他听说不需要感谢的时候，他说：“当我吃小米的时候，至少会记得我是美国朋友的客人。”
“不吃嗟来之食”“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品性的体现，但他们珍惜朋友，对朋友的帮助，充满感恩之心。人性是相通的，面对灾难，这种超越国界、超越战争、超越种族、文化的人类间的守望相助，无不昭示出不同文明间进行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五、《索万喜日记》出版，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历经各种危险，历经八个省市，历时五个半月，1940年10月6日，索万喜终于到达上海，登上返美的“蒙特雷号”，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索万喜大学毕业后，曾多次重返中国。他曾作为友爱会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共同支持的联合小组领导人，通过“农耕子弟”（Plow Boys）项目帮助中国人修建黄河大坝被毁时冲毁的农田，还曾管理过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的一所语言学校。后来才彻底回到美国，在国务院任职，最终以美国外交学院院长的身份退休。
1997年，索万喜（左二）与“友爱会惨案”遇害者之一王桂荣的儿子王保田（右二）等
辽县在1942年易名左权县。1955年，“友爱会惨案”遇害者之一王桂荣的孙子王宁生于北京。因为爷爷的关系，他从1989年开始接触友爱会材料。1997年，王晋保、索万喜等一行人重返中国的时候，王宁在北京迎接。这是王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索万喜。
索万喜（戴墨镜者）、王晋保（后排右三）、王晋德（后排右四）等重返左权县
1999年，索万喜安详离世。2008年，家人遵照索万喜的遗愿，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左权县千亩、麻田等令他魂牵梦绕的太行山上；在伊莎白女士的帮助下，索万喜的女儿佐伊（Zoe）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靠近埃德加·斯诺纪念馆和夏仁德·赖朴吾花园的地方。索万喜永远与他热爱的太行人民和国际友人在一起。
相较于父辈们纯粹的宗教信仰，索万喜、王晋保这样的“教二代”更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信念。2017年，84岁的王晋保再次回访中国，回访辽县，和王宁、刘廷儒、刘红庆聊他在太行山的经历，聊他所知道的索万喜，像还是那个从太行山上跑来，张开双手欢迎索万喜归来的6岁小男孩，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索万喜。他还想义务做一名英文教师，没有得到同意。不久，刘红庆采访聂至豪定居上海的子女，走访尹光裕定居在左权县的儿子，带领弓宇杰等人组成的团队，沿着索万喜烽火驰援之路，重走太行乡村，将索万喜的事迹用中文写成短篇故事，并完成“星河乡土文库”之《洋楼往事从头说》一书及“乡土文化纪录片”《洋楼》的拍摄。
刘廷儒理事长向王晋保介绍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出版的《洋楼往事说从头》和纪录片《洋楼》，以及《索万喜日记》出版情况。
2024年底，历时八年，由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资助的《索万喜日记》（于琳译）一书终于出版。
23岁的索万喜，因为驰援的艰辛及营养不良，两年间掉了很多头发。但日记封面上他那慈善、温和、睿智的眼神，春风般能将硝烟吹散，令人觉得任何苦难都会在爱中融化，那被战火灼伤的土地，终将绽放出新绿。
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是一家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对太行山左权县的教育资助及乡土文化的挖掘整理，2015年成立伊始即制定了十年十本书的“星河乡土文库”丛书计划。截止2024年，九年，星河人出版九本有关地方文化研究的书籍、九部乡土文化纪录片，有条不紊地努力完成着自己的规划。
伊莎白、柯马凯母子给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洋楼》摄制组讲述索万喜往事
《索万喜日记》不在计划的丛书之列，星河人却愿意花八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使其面世，这不止一种缘分，也不止一抔情怀，而是一份责无旁贷的使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索万喜所奉行的精神，他和支持他的整个救济团队，以非凡的勇气践行着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如同照亮人性黑暗的明灯，传递着希望与力量，彰显着灾难面前人类相助守望的永恒价值，这恰是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精神遗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资源。他追求正义的信念，他无私奉献的不遗余力，一定会启迪和鼓舞更多的人热爱和平，珍视来之不易的安宁，这在当今世界尤具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索万喜，这位烽火中驰援的 “good red blood”的鲜活事迹，那些穿越时空的客观记录、真切传神的震撼画面，像一部生动形象的教科书，又像一部震撼人心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对今天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都有巨大帮助。同时，它带给我们的震撼与触动，在心底激起的共鸣强烈而深远，必将引起中外学界高度重视，引发人们持久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索万喜绘制的烽火驰援地图。红线是其驰援的线路
附：索万喜四次烽火驰援，及返回美国的时间及线路
第一次驰援
时间：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
线路：北平—平定—辽县（马家拐—桐峪—麻田—泽城—黄漳）—和顺（马家沟）—辽县—榆社（潭村—故城）—沁州（南沟）—北平—辽县。
第二次驰援
时间：1939年3月11日至1939年6月30日
线路：辽县—和顺（喂马村—西仁村—河头村—细窑村—三泉村—合山村—瓦房村—南沟村—李家掌村）—辽县—榆社（云竹村）—武乡（段村）—沁州—辽县—武乡（故城村—石盘村）—沁州—武乡—辽县
第三次驰援
时间：1939年6月30日至8月10日
辽县—和顺（松烟镇—王汴村—青城镇—车上铺村—千亩—蛤蟆滩村—千亩—桐峪镇）—黎城—武乡—辽县
第四次驰援
时间：1939年11月1日至1940年9月11日
驰援准备：北平—南京—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南（新乡—开封—许岗—中牟—郑州—黑石关—洛阳）—陕西（潼关—西安—华阴—吴村）—河南（细窑—文底—陕县—渑池—大乐—段村—南村—杨树洼—渑池）陕西（潼关—西安）—河南（渑池—大乐—南村）—山西（杏庄—同善镇—西哄哄村—岩山—麻地圪坨—暖辿）
正式驰援：阳城（暖辿—麻地圪坨—横河—河西—南峪—南凹—通义—张村—柏沟—东池—东冶）—晋城（高会—红花底—葛万—拦车—河西—西瑶泉）—陵川（附城—陵川）—壶关（树掌—安口）—平顺县—黎城（凤子驼村—西井）—辽县（桐峪—麻田）—河南（涉县）—辽县（麻田—桐峪）—河南（刘家村）—辽县（桐峪—王家庄—麻田）
返回美国
时间：1940年6月21日至11月3日
线路：山西（辽县麻田—长治黎城—辽县麻田—武乡砖壁八路军总部—襄垣—武乡砖壁八路军总部—长治周南—武乡砖壁八路军总部—长治黎城—潞城潞河—平顺—壶关安口—陵川县政府—高平云南村—原村—沁水固县—李庄—武安—阳城孔西—暖辿—西哄哄—垣曲同善）—河南（临颍南村—渑池—洛阳）—陕西（西安—宝鸡—黄石堡—褒城—汉中—褒城—汉中—褒城—勉县新铺—宁强）—四川（壕沟）—湖北（武汉汉阳）—四川（成都—嘉定—峨眉—峨眉山—成都—内江—重庆）—香港（香港—九龙—香港）—上海—蒙特雷号
图片：王晋保 王宁 等
编辑：弓宇杰